蔣家祥（1925—2017），江蘇吳縣人。1945年畢業(yè)于大夏大學政治系，曾任上海市同德中學教師，上海市圣誼中學教師、校長，上海市長寧中學副校長、校長。1956年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曾任民進長寧中學支部主任，民進長寧區(qū)委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民進上海市第八、九、十、十一屆委員會專職副主委兼秘書長；民進中央第七、八、九屆委員會常委，政協(xié)上海市第五屆委員會委員、第六屆委員會常委，政協(xié)上海市第七、八屆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政協(xié)全國第六、七、八屆委員會委員。

　　當年的入會

　　現(xiàn)在大家在申請加入民進的時候，一般都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有基本的認識，對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對民進作為參政黨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有一定的了解。我當年入會的時候雖然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也有基本的了解，但是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不同，我們那個年代加入民主黨派時候的想法和情況與現(xiàn)在有著差異。

　　我離黨員的標準還有一定的距離

　　解放前，我和原來幾個同學一起辦了一所義務學校，為窮人家的孩子提供免費的教育。學校取名圣誼，意為圣潔的友誼。最初，我們借小學校舍在晚上上課，后來因為那時統(tǒng)治上海的國民黨教育當局不允許我們辦學，以必須有自建校舍白天上課來卡我們。所以，我們就借了點錢，租了塊農田，造了幾間簡易的板房，就成了我們的學校，并開始白天上課。當時，我身兼校長和教務主任。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對于我們的辦學非常認可，因此由教育局出資支持我們的學校繼續(xù)辦下去，我繼續(xù)擔任校長。到1956年的時候，根據(jù)教育局的要求我們學校與長寧中學合并，新的學校仍叫長寧中學，我擔任學校的副校長。

　　由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我和當時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兼校長藍文瑞解放前就認識了。解放初，我是編在他領導的一個大組里參加思想改造運動。我們一起在長寧中學工作后，他就動員我申請加入共產黨。其實我們知識分子不管在解放前還是解放后，為追求進步，有尋找一個組織，加入一個組織的迫切愿望。對藍書記的動員，我進行了認真的考慮。但總覺得自己入黨的條件還不夠，離共產黨員的標準還有一定的差距。

　　就在那時候，我接觸到了市西中學校長、我們民進的知名教育家趙傳家。由于他的建議，提出讓我先申請加入民進，等經過一段時間磨練，夠入黨條件了，再申請入黨。

　　先加入民主黨派，再加入共產黨，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對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來說是較普遍的選擇。可以說，大部分選擇加入民主黨派的同志都是由于各種原因，難以一下子加入共產黨，所以采取了這種分步走的方式。不僅是普通的基層會員有這樣的想法，連黨派市委、區(qū)委的領導都是以能加入共產黨作為自己的目標的，從民主黨派加入到共產黨，說明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進步了。

　　入會離不開黨組織的關心和支持

　　那時候，民進最主要的成員是中小學教師，發(fā)展的對象傾向于學校的校長和教導主任以及有較高資歷和潛力的教師，應該說民進在當時的普教界是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在趙傳家校長的動員下，我經過慎重的考慮，想要先加入民進。我的這一決定，得到了學校黨支部和藍文瑞書記的認可。只有黨支部對你這個人認可了，認為你在政治上沒問題，是可靠的，你才有可能取得組織在政治上對你的認可。應該說在我入會的過程中，黨支部是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有了黨支部的認可，再加上趙傳家校長作為我的介紹人，我的入會過程就比較順利。

　　1956年，我正式被批準加入了中國民主促進會。

　　基于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大家對民主黨派與共產黨的認識，導致當時大家參加民主黨派的動機和情況與現(xiàn)在存在一定差異。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黨組織對我們選擇加入民進起了關鍵的引領作用，在我們入會過程中又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梢哉f，建國后，民主黨派組織的快速發(fā)展與中國共產黨的關心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沒有共產黨的幫助，黨派不會有這么快的發(fā)展。

　　新中國建立后不久，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就著手指導并協(xié)助民主黨派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幫助各民主黨派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會議，確立在新的歷史發(fā)展階段的政治綱領和組織方針；明確民主黨派的指導思想；幫助各民主黨派協(xié)商確定各自分工活動的主要范圍和重點；幫助民主黨派發(fā)展成員，推動幫助黨派成員進行學習改造等。

　　1950年4月，民進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全會會員總數(shù)僅150人左右。在共產黨的幫助下，1952年8月，全會會員總數(shù)達1000余人；到1956年8月民進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全會會員人數(shù)已經達到2800余人。

　　就我們上海而言，1949年，上海市的民進會員只有75人；1950年，為106人；1955年，發(fā)展到451人；1957年9月，上海民進共有會員1780人，會員人數(shù)較之建國初期有了巨大的飛躍，為民進更廣泛地聯(lián)系界別，開展履職活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

　　壯大前進的隊伍

　　在我加入民進之前，學校里面除了黨員就是群眾。在我入會成為長寧中學的第一個民主黨派成員后，由于我在工作上一如既往的兢兢業(yè)業(yè)，在學校很多工作上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黨支部領導對我比較認可，進而在實踐中，對民主黨派的評價也比較高。尤其是藍文瑞書記，他是老地下黨員、老知識分子，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掌握的比較好。

　　當時，黨支部就找我談話，提出是不是在學校里再發(fā)展幾個民進會員，讓更多的積極向上的同志能參加到組織中來，為他們創(chuàng)造機會，同時進一步發(fā)揮民進的作用。

　　其實，在入會之初，我就有類似的想法。因此，在得到學校黨支部的支持后，我立即著手在校內進行新會員的發(fā)展工作。

　　在選擇發(fā)展對象的時候，采用的是我物色和黨支部推薦相結合的方式。我物色發(fā)展對象，一是自愿的原則，即本人應自愿申請加入民進；二是在政治上可信可靠，業(yè)務上要有一定能力。當然，不管是我物色的還是黨支部推薦的，最重要的還是黨支部對這個人認可，然后經過民進組織的審批，將他發(fā)展為民進會員。

　　在這些條件的基礎上，我先后發(fā)展了一位美術老師和一位歷史老師加入民進。從現(xiàn)在來看，當時選擇發(fā)展的兩位同志都是比較進步的。

　　在他們兩位加入后，學校里的民進會員就有三名了，符合了建立支部的基本條件。于是，經民進長寧區(qū)委同意，在民進市委備案，并在區(qū)委統(tǒng)戰(zhàn)部辦理了相關的手續(xù)后，民進長寧中學支部正式成立了。我擔任支部主任。

　　民進長寧中學支部的成立，只是當時黨派組織發(fā)展的一個縮影。

　　1951年8月，民進三屆三次中常會作出了《關于建立基層組織，加強組織教育，進一步發(fā)展組織的決議》，確定全會要有計劃有重點有步驟地在大中城市發(fā)展組織和建立新的分會，建立基層組織，并強調要以中小學教師為本會的主要發(fā)展對象。

　　到1956年8月，全國共有6個分會和7個分會籌委會，300多個基層支部（小組），已初具全國性規(guī)模。

　　而上海民進基層組織數(shù)量在這一時期也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從1951年11月，4個支部、7個直屬小組；到1955年的42個支部；再到1958年的172個支部。短短幾年間，上海民進的基層組織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其實，不管是發(fā)展個人入會的過程中，還是建立民進支部組織的時候，都離不開中共基層黨組織和中共市區(qū)統(tǒng)戰(zhàn)部門的領導和支持，黨組織在民主黨派的組織發(fā)展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黨的統(tǒng)戰(zhàn)政策全面落實

　　在文革期間，民主黨派成員受到的打擊是比較慘痛的。就我們民進來說，由于主要的會員都是中小學的教師。那時候，沒參加民主黨派的教師是革命群眾，而參加民主黨派的教師則變成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我的故事

　　1966年，文革開始后，我自然也是作為被批斗的對象。那些造反派在長寧路路邊的墻上貼了很大的大字報，上面寫著“打倒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蔣家祥！”然而相比有些被打、被罰跪、被游街的教師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待遇，我并沒有吃太多的苦頭。可能是與我平時群眾關系基礎比較好有一定的關系吧。當時整個學校只有極少數(shù)的十幾、二十個同學要斗我，他們全部剃光頭、穿軍裝、翹皮帶、赤腳。除了他們外，其他所有同學和我的關系都不錯。

　　但是再怎么說，我還是被看作“牛鬼蛇神”，還是要進“牛棚”，已不能再進行教育工作，而是要被強迫從事體力勞動。那時候，我在學校里面燒鍋爐。當同學出去三秋三夏勞動的時候，我不再是以前帶隊出去的老師，而是作為先遣部隊，同少數(shù)同學們早到那里，然后要去買菜，還用很大的鍋子去燒飯燒菜，為同學們服務。

　　當時民進支部的另外兩位老師也都沒吃什么特別大的苦頭。一個后來調來的教導主任當時已經是右派了，在文革中就不抓他了；美術老師當時比較進步，也沒怎么被找麻煩。歷史老師已經在1956年下半年的時候調到另一個學校去，并在那里參加新建支部，變成“開國元勛”，級別比校長還高，只是被貼了不少大字報，算是沒吃到什么苦頭。

　　到1971年的時候，很多人已經不再被批斗了。我也在那個時候被解放出來，不用再被關在“牛棚”里了。當然也不可能讓我繼續(xù)擔任副校長。校長等校領導職務都是外面派來的人擔任的，我只能從副班主任做起，后來又當過班主任和教育革命組副組長。

　　直到1978年文革結束，我恢復副校長職務。后又被任命為校長。

　　姚老師的故事

　　當時，我們學校的民進支部里面有一位教生物的姚嘉望老師，他在整風反右中一句話也沒有說，開座談會時找他談話，他也沒有說一句話，這樣就找不到他的差錯，沒有被打成右派。

　　后來，到整風反右的后期，公安局突然來了個通知，讓他去勞動教養(yǎng)，說他有歷史問題，具體不是很清楚。按照道理說，有歷史問題的話，應該一解放的時候就交代了，不應該拖到這個時候的。

　　姚老師從1957年就進入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教養(yǎng)，因為是生物教師，所以在那里做醫(yī)生。這一改造就是將近二十年，直到1978年，一批勞改農場要撤銷了，才讓他回去。但是，查他的檔案發(fā)現(xiàn)竟沒有送他勞教的材料。姚老師在了解情況后先找到公安局，公安局拒絕，不承認。然后他又找到教育局，教育局說他不是右派，不歸教育局管。

　　因為姚老師是我們學校民進支部里的成員，我對他比較了解。我當時已經恢復學校副校長的職務了，黨支部書記還是藍文瑞。

　　我就和藍書記說，現(xiàn)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把姚老師收下來。

　　那個時候有一個特點，黨支部是有對這樣的人進行調查和下結論的權力的。之前，有一個人在文革當中被判為反革命，其實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要法院來糾正，法院由于積累的案卷太多，要處理這個案子得等上兩年，所以就由學校黨支部自己來處理，黨支部當時就有權自己做出決定。

　　于是，在我的建議下，在黨支部討論同意后。我們將姚老師收了下來。好在他家里沒有和他劃清關系，愛人沒有和他離婚，所以戶口還在，他還能回自己家。那時候，他已經58歲了。

　　后來，公安局來辦理此事同志的意思是，學校收他下來后，可以就讓他退休的。但姚老師愿意再教兩年書，為學校再盡一份力。學校同意了他的請求，所以后來他又在學校的教育崗位上工作了兩年?；謴凸ぷ鞯牡诙辏》杲處熂庸べY，他也享受到了政策的福利。

　　事后，他對學校黨支部和民進支部為他所做的一切都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