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敘倫先生是民進主要創(chuàng)始人和民進老一輩卓越的領導人，他的一生充分體現(xiàn)了中國近代和現(xiàn)代愛國知識分子從舊民主主義走到新民主主義，最終走到社會主義的光輝歷程。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馬敘倫先生和毛澤東同志結(jié)下了深厚友誼，在革命年代同舟共濟，在新中國建立后，為振興祖國，雖職務有別，依然以文人間最傳統(tǒng)的方式鴻雁傳書，平等交流，或探討工作，或傳遞問候，尺素寸心，字字真摯，傳為佳話。

坦誠商討“學文化”問題

　　馬敘倫從事教育工作幾十年，是資深教育家，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長，雖然盡心竭力，卻因時局動蕩，育人理想終成鏡花水月。

　　新中國建立伊始，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人民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作為新中國第一任教育部長，馬敘倫深感責任重大，雖已年過六十，這位飽經(jīng)風霜的老教育家，壯志待展，宏圖在胸。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整個國民的文化水平還都很低，文盲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馬敘倫對此問題十分關注，決心掃除文盲，切實提高國民的文化水平。為此，他籌辦了《學文化》半月刊，并在1951年1月致信毛澤東同志，希望毛澤東能為該刊物題寫刊名，同時談及注音問題。

　　毛澤東一向注重和提倡學習文化，也熱切盼望廣大勞動人民能提高文化水平，逐步知識化，因此，接了馬敘倫的信，立刻揮筆寫了“學文化”三個字，并隨字幅附了一封信，寫道“夷初先生：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學文化三字照寫，不知可用否？注音問題采取慎重考慮的態(tài)度是對的，我亦尚無成熟意見。順致敬意”。

　　馬敘倫接到毛澤東的回信和“學文化”的題詞，感到毛澤東對中國文字改革和注音等問題上所取的態(tài)度都比較慎重，自己身為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主任，當然也應該慎重行事。他馬上部署落實，并把毛澤東的題詞作為《學文化》半月刊的刊名。

　　自從1952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拼音方案組第六次會議通過漢語拼音字母表以后，在馬敘倫主導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又舉行了第三次全體委員會議。會上由林漢達根據(jù)胡喬木的敘述，傳達了毛澤東對文字改革工作的一些意見。

　　毛澤東指出：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不可操切從事，要繼續(xù)深入研究，多方征求意見。去年擬出的拼音字母，在拼音的方法上雖然簡單了，但筆畫還是太繁，有些比注音字母更難寫。拼音文字不必搞成復雜的方塊形式，那樣的體勢不便于書寫，尤其不便于速寫。漢字就因為筆畫方向亂，所以產(chǎn)生了草書，草字就是打破方塊體勢的。拼音文字無論如何要簡單，要利用原有漢字的簡單筆畫和草體；筆勢基本上要盡量向著一個方向（“一邊倒”），不要復雜；方案要多多征求意見加以改進，必須真正做到簡單容易，才能推行。過去擬出的700個簡體字還不夠簡。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體，找出簡化規(guī)律，作成基本形體，有規(guī)律地進行簡化。漢字的數(shù)量也必須大大減縮。只有從形體上和數(shù)量上同時精簡，才算得上簡化。

　　馬敘倫聽取了毛澤東的這些意見，就在報道這次會議的新聞稿上，把毛澤東的這些意見都穿插了進去，然后交給負責新聞出版工作的胡喬木。胡喬木感到新聞內(nèi)牽涉毛澤東的一些意見，就轉(zhuǎn)給了毛澤東，由他親自審定。

　　毛澤東看了這篇新聞稿，認為他對文字改革的意見只是個人的看法，寫進新聞稿內(nèi)不妥，容易強加于人，不利于廣開言路，于是就把稿上兩處“毛主席認為”和“毛主席指出”的內(nèi)容都刪去了，只保留了“文字改革工作關系到幾萬萬人”一句，并且也不以他個人的名義提出。刪改完畢，毛澤東把稿件仍還給馬敘倫，并鄭重附了信，信云：“馬部長：此件由胡喬木同志從尊處轉(zhuǎn)來，因給一些同志傳閱，耽閣（擱）了很多時間，茲特奉還。如要在《中國語文》上發(fā)表，請照修改樣式為荷！順致敬意。”

　　馬敘倫接了毛澤東的回信和修改稿，便分兩次，刊載在《中國語文》1953年5月號和6月號上。

高度關注師生健康問題

　　馬敘倫先生在教育部長任上，十分重視學生健康問題。當他在工作調(diào)研中了解到學生學習負擔過重、健康受到影響的情況后，1950年6月，在參加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會議期間，及時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毛澤東同志高度重視，旋即手書“健康第一”。

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會議期間，馬敘倫向毛澤東反映了學生健康水準下降的情況。

　　1950年6月19日，馬敘倫得到毛澤東同志復函：“馬部長：另件奉還。此事宜速解決，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yǎng)不足，宜酌增經(jīng)費。學習和開會時間宜大減，病人應有特別待遇。全國一切學校都應如此。高教會已開過，中小兩級宜各開一次。以上請考慮酌辦?！?/p>

1950年6月19日，毛澤東致馬敘倫書信。

　　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第二次就師生健康問題致信馬敘倫:“夷初先生：關于學生健康問題，前與先生談過，此問題深值注意，提議采取行政步驟，具體地解決問題。中共華東局一月十一日電報一件附上請查閱，其中第三項即談到此問題，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請與各副部長同志商酌處理為盼！”從這封信的字里行間，看得出來，毛澤東作為黨內(nèi)最高領導人，對擔任部長的黨外人士，正像他自己說的“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給予了充分的信任、充分的尊重和充分地行使職能的權(quán)力。

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就師生健康問題致馬敘倫的信。

　　馬敘倫得到毛澤東同志手書后，即領導教育部積極貫徹，立即組織調(diào)查研究，提出具體措施。一面在國家財政許可的情況下，盡力提高教育經(jīng)費和學生的人民助學金；一面擬定和采取辦法，減輕課業(yè)負擔、改善師生伙食、積極發(fā)展文體活動。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下，還將這一問題提到了政務院第九十三次政務會議上，通過了《關于改善各級學校學生健康狀況的決定》。在教育部和全國各級學校的共同努力下，學生的健康狀況有了明顯改善。

誠摯的關懷與問候

　　馬敘倫先生在“五四”運動時曾遭軍警的棍打，1946年在下關事件中又被特務打成重傷，加上連年辛苦工作，他疾病纏身，身體虛弱。在身體狀況尚能支持的情況下，馬敘倫總是為理想頑強地工作著。

　　1949年10月5日，新政協(xié)一屆一次會議開幕之際，馬敘倫因連日操勞，舊疾復發(fā)，致信毛澤東：“主席：敘倫于昨晨復發(fā)貧血癥，頭目昏眩，未能起床。特此請假四日，藉便休養(yǎng)。至祈核許。此致，敬禮。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馬敘倫，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

　　毛澤東收閱此信，即在信的左邊用毛筆批示：“請林老（林伯渠，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去看馬先生一次，要他靜養(yǎng)。會議暫不要邀他。毛澤東，十月五日。”當日，毛澤東又專門致信馬敘倫，信中寫道：“夷初先生：聞病甚念。務請安心休養(yǎng)，不限時日，病愈再工作。有何需要，請隨時示知。敬祝早日恢復健康！”

　　馬敘倫先生為新中國的發(fā)展日以繼夜、廢寢忘食，身體每況愈下而無暇顧及。毛澤東同志時時牽掛著這位老朋友，雖因工作繁忙不能抽身看望，仍不斷通過書信致以誠摯的問候。    

　　1954年4月中旬，馬敘倫因患腦疾，在醫(yī)生的一再建議下，請假治療和靜養(yǎng)。毛澤東收信后，即復信問候：“馬部長：四月十七日函讀悉，休養(yǎng)甚好，時間可不限于一月，以病愈為度。此復。順頌康吉。毛澤東，四月十九日。”短短的書信飽含了偉人厚誼，是中共的領袖與民主人士之間親密無間的真情和友情，也是毛澤東對馬敘倫奮斗生涯的認可與尊重。馬敘倫僅休養(yǎng)了一個月，即帶病堅持回高教部主持工作。

　　自1957年以后，馬敘倫因身體原因一直臥病在床。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都多次指示要想盡一切辦法進行治療和精心護理，并前往醫(yī)院看望。無微不至的關懷，使他更加堅定了永遠跟黨走的決心。正是帶著這種信念，1958年6月5日，他勉力書就了畢生奮斗的深切體會:“我們只有跟著共產(chǎn)黨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結(jié)果，否則根本上就錯了。”這是馬敘倫最后的遺訓，也是他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