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的海派是指為人處世的作風。是一種灑脫不羈，張揚而略帶些浮夸，有時甚或言行不一的個性化處世作風。與之相對應的便是沉穩(wěn)內(nèi)斂，拘謹刻板甚或近于“迂腐”。這屬于氣質(zhì)性情所使然，與地域環(huán)境無絕對之因果關系。當然，地域環(huán)境作為個性發(fā)展之酵母是不容否定的。劉大杰是極具海派作風的人物，這從他的學生、同事及朋友的回憶錄中可知。

　　翻一翻民國時期復旦大學教員名錄，可見到當時已享大名的湖南籍教授不少，如李青崖、左舜生、陳子展、劉大杰、余楠秋、陳科美、周谷城、戴修瓚、言心哲、李蕃、鄭業(yè)建等都曾任教復旦，其中數(shù)位則終身服務于復旦。清末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新政，湖南走在他省前列，因此風氣為之先開，出了一大批人材。翻開中國近現(xiàn)代史，列有條目的活躍于軍界、政壇、文壇藝界的湘人不勝枚舉。尤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創(chuàng)之初的黨、政、軍領袖人物為最，幾乎皆為湘籍。

　　1956年高校教職員定級，在復旦的周谷城教授被定為一級（最高級別），劉大杰、陳子展教授被定為二級。當年一級二級教授在教員中占的比例是極小的。為了級別，比資歷，比著作，爭吵哭鬧，甚至尋死覓活之事例亦不少，正如軍隊授銜時毛澤東譏刺批評的那樣“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梢搽y怪啊，這等級除了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外，更要命的還有知識分子特看重的面子呢。周、劉、陳確實是很感有面子的，他們被視為復旦大學湖南三杰。

　　劉大杰，湖南岳陽人。出身貧寒，少時父母雙亡，寄食外家。白天為人放?？巢?，夜入私塾識字讀書。14歲時進湖南一所學膳費全免的公立中學就學。1922年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范，這時的國立大學收費極低，國立師范學校不僅免收學膳費，還給予文具書籍津貼，春秋二季還發(fā)給制服。這對于貧苦清寒人家子弟求學，實在是個好去處。即使在今天，恐怕亦絕少有這樣的好去處呢。1925年師范畢業(yè)，他又考取了公費留學日本名額，得入早稻田大學文學部。在上海等船赴日本期間，經(jīng)田漢介紹，認識了青年黨黨魁左舜生，并成為好朋友。當年青年黨以“內(nèi)除國賊，外抗強權(quán)”為標榜，劉大杰極贊賞之，因而加入了該黨。

　　留學日本期間，他大量接觸了日本早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河上肇的著作，初步了解了馬克思主義，并注意到十月革命后蘇聯(lián)的情況。最終他將研究興趣轉(zhuǎn)向了蘇聯(lián)文學，翻譯了屠格涅夫和高爾基的小說，并著有《托爾斯泰研究》。1930年早稻田大學畢業(yè)后回國到上海，他發(fā)現(xiàn)青年黨已經(jīng)墮落，不少黨人成了舊式政客，于是決定退出斯黨。最終于1934年正式退黨。盡管如此，這段歷史在以后的歲月中，還是給他添了不少麻煩。

　　回國初，經(jīng)胡適介紹，劉大杰到復旦大學文學院任教，開設歐美近代文藝思潮課。當年聽過該課的學生有如此速寫文字“劉大杰有著和方先生（方光濤）相似的態(tài)度，不重形式主義的是劉大杰先生。方先生點名時常常說及點名之無謂，而仍舊點著名，劉先生則一向不點名。他說自己講得不好，還要強迫別人來聽，實在是不應該的事，故不點名。劉先生雖不點名，然而沒有人不到，甚至沒有選他課的人也來旁聽?？梢娝难葜v是有相當?shù)奈Φ?。他在復旦，講過一學期歐美近代文藝思潮，同學都歡迎他。我曾去旁聽了幾課，覺得他對于近代歐美文學是很有研究的?！鄙钍芡瑢W的歡迎，課又講得不錯，可他在復旦只教了一年，于

　　1931年秋便離開了。這倒不是校方不再續(xù)聘的原故，據(jù)他自己說，是嫌復旦是私立大學，薪津待遇太低而不愿再就。

　　于是，好人胡適再推薦他去安徽大學。去留自主，這在當時是很正常的事。安徽大學位于江淮之間的合肥，一座歷史名城，有著深厚的人文底蘊，但與沿海城市比較，畢竟略嫌閉塞。對于不羨繁華，不問世情，埋首書齋者，實不失為是好所在。但對于愛交際，喜熱鬧，不耐寂寞且見過洋世面的劉大杰，則絕非長安久居之地了。在安徽大學任教二年后，他即反身回十里洋場?？箲?zhàn)前的上海，早已成為國際大都市，其文化意識，物貌風情，社會形態(tài)或可用東西雜陳，繁華奢靡，千姿百態(tài)來形容。

　　這時的上海灘，更不能不提的是活躍著一批文化界出類拔萃的人物。又因有許多租界的原故，表面上一派歌舞升平，市面繁榮。倘有一份體面的職業(yè)，中上的薪入，日子是可以過得有滋有味的。當然這不僅指上海，如天津、北京、廣州等都如此。譚其驤先生在晚年的回憶文章中說：抗戰(zhàn)前，他燕京大學研究生畢業(yè)，謀得北平圖書館工作，月薪六十元。又兼輔仁、燕京講師，教薪每課時五元，每周教六小時。二項相加，月得百八十元。此時的物價，柚木床十元一張，藤椅二元一只，東來順等大飯館的魚翅宴十二元一桌，海參宴八元一桌。這時的物價與文化人的收入相比較，確是夠廉的，但對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來說，物價并不便宜（此時復旦大學的雜役如清掃夫、更夫，月薪僅三元，木工、花匠等技術工人為八至十元）。劉大杰自己說，他夫婦二人靠薪水，除家庭開消外，頗有積蓄。自1931年至1937年，已積有九千大洋，這在當時可是筆不小的財產(chǎn)。有錢又有時間才能交際，這條件劉大杰是有的，加之他風流倜儻的性情，朋友間交往是決不可少的。曾傳他與郁達夫在四馬路比賽喝酒，條件是每見一酒店，必須進去喝一碗。結(jié)果路未過半，二人已酩酊大醉。這種任性放達，在上海灘的文人中，恐怕他們不是唯一的。不管后人評論頹廢也罷，風流也罷，總之這是海派文人的作派之一。其實，這僅是劉大杰生活中的一面，他的另一面是才情加勤奮，這可從他1928年至1941年間出版的著作、譯作得到證明：如1928年著《易卜生研究》，1929年譯廚川白村的《走向十字街頭》，1930年譯托爾斯泰的《迷途》，1931年譯屠格涅夫的《兩個朋友》，1933年譯顯尼支勒的《苦戀》，1934年譯杰克倫敦的《野性的呼聲》，著《德國文學史大綱》，1936年著《歐洲近代文藝思潮》，1938年著《魏晉思想史論》，1941年著《中國文學發(fā)展史》等。哦！十余年間，如此之多的著、譯作問世，他用才情和勤奮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這誰能否定得了呢。

　　《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可稱是劉大杰的扛鼎之作，是他學術的巔峰。想不到的是，這部著作給他后半世帶來的是喜憂交加，榮光遠遜辛酸苦澀的結(jié)果。誠然，這與他的性情作派不無關系。

　　正是性情和才情，使得劉大杰在上世紀初葉末結(jié)識了一大批活躍于上海文壇的墨客騷人，并與胡適、任鴻雋、左舜生、郁達夫、田漢、林語堂、張君勱、舒新城、劉佛年等成了好友。當然又是一個想不到，好友中的一些人在以后的“洗澡”運動中，成了他洗刷不凈的累贅，曾被逼迫得跳黃浦。據(jù)說此事為上面所聞，才剎住了那不依不饒窮追猛打的歪風。

　　劉大杰重友情、重學術，但并不是絕不關心時事政治的人。1945年12月30日劉大杰和馬敘倫、王紹鏊、林漢達、周建人、趙樸初、陳巳生、雷潔瓊、柯靈等26人一起出席了在上海中國科學社召開的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的第一次會員大會。第三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時期，他堅定地支持學生運動，參加反饑餓反迫害。1949年2月加入上海市高等學校教授聯(lián)合會（大教聯(lián)），任常務理事，在反遷校運動中起了很大作用。上海解放不久，他從暨南大學調(diào)復旦，任中文系教授，曾做過代系主任。他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被定為復旦文科教材。為此，他運用辯證唯物史觀對舊著作了通篇修訂。但在之后的“興無滅資”中，仍未能逃脫被拔“白旗”之厄，該著作也成了重點批判對象，遭鞭笞。中文系還專門結(jié)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發(fā)展史》批判一書。也正因為此，其“流毒”更廣，影響幾及全國。據(jù)說毛澤東就是因此聞其名知其書的。

　　1960年代初，毛澤東南來上海，通知單獨接見劉大杰教授。領袖與教授，老鄉(xiāng)會老鄉(xiāng)。鄉(xiāng)情鄉(xiāng)音，談笑古今。文壇掌故，點評前人。據(jù)他事后言，說史論文，晤對近四小時。這是劉大杰一生引以為莫大的幸事，那是個看不見摸不著但感覺得到的金燦燦的光環(huán)啊。在那年代可真是了不得呢。到得“文化大革命”，他被作為反動學術權(quán)威揪了出來，關“牛棚”是不可逃遁的事，好在時間不是很長。到“文革”第三年，他便作為最高指示“給出路”的復旦四教授之一，得以“解放”了。當然，這解放是要舉行儀式廣而告之的。所謂的儀式，便是召開批判大會，名之謂進一步肅清流毒，然后宣布寬大處理。于是乎，四位待“解放”的老先生同臺亮相，在革命群眾的監(jiān)督下相互批判揭發(fā)。其他三老戰(zhàn)戰(zhàn)兢兢，口聲含糊，期期艾艾了一通。唯他老先生，義正詞嚴，口齒清晰地批判著同鄉(xiāng)老教授的時代精神匯合論。后來有人評其謂：如此場合，如此時光，如此言行，真不失為海派人物。

　　作者系復旦大學檔案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