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月，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本專為小學生編纂的字典──《新編小學生字典》，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誕生了。這本散發(fā)著油墨香的彩色版字典，書脊以十分莊重的黑色為底；封面以象征著希望的草綠色為底，上有天安門、大熊貓、長城、拉薩和刺向蒼穹的火箭彩色圖片，字典內頁有許多手繪的彩色插圖和精美的照片。字典定價為6．30元。在上世紀80年代初，這本可以說有點貴的字典，首印50多萬冊，很快就銷售一空了。到1990年第一次修訂以前，曾先后加印超過13次。到目前為止，這部字典累計發(fā)行量已超過5000萬冊。

　　翻開《新編小學生字典》第4版扉頁，清晰地記錄著30年來版權信息的流變，可以看到在“編纂、修訂工作人員”名單中，共有3人全部參與了從第一版到第三版的編纂及修訂工作，分別是：葉立群、劉詩圣和劉永讓，前兩位都已作古，如今仍在世的只有劉永讓了（編者注：本文發(fā)表于2013年7月）。

　　6月8日晨，蒙蒙細雨中，筆者見到了年近90的劉永讓和她的老伴程名榮先生，他們退休前都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兩位老人盡管都年屆耄耋、滿頭銀發(fā)，但卻思維敏捷、邏輯清晰，他們興致勃勃地回憶起當年參與編纂新中國第一本小學生字典的許多細節(jié)和故事。

　　政協(xié)委員的“字典”提案

　　霍懋征曾多次提到，成人用的字典不是很適合孩子，應該編一本適合小學生用的字典。而在當時的辭書市場上，人們能看到的只有《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社會通用工具書，品種少得可憐，更別說專為孩子們編的字典了。

　　1949年9月，劉永讓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系，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大學生。畢業(yè)后，她被分配到了教育部教科書編寫委員會，后改為教學指導司。這個教科書編寫委員會當時聚集了各個學科的同志。

　　“那時，霍懋征也在司里，因為我們小學語文組要編寫教材大綱，因此借調了一些優(yōu)秀教師，霍懋征算是來自北京的基層教師?！眲⒂雷尰貞洠嘶繇?，當時還有宋冰、呂敬先和田桂芝等人，“這些人后來都是小學語文界的名師大家，我們在一起討論、去學校聽課，為編寫小學語文教材大綱做準備。”

　　1953年5月前后，根據毛澤東等中央領導要加強基礎教育教材編寫隊伍的指示，教育部教學指導司的所有人員都并入了人教社。就這樣，劉永讓來到了人教社。一起來的還有搞歷史學科的蘇壽桐、地理學科的陳爾壽、語文學科的陸靜山、劉國正等，霍懋征也一起過來了。劉永讓、霍懋征和呂敬先被安排在了小學語文編輯室。一年后，霍懋征回到學校繼續(xù)從事教學。

　　霍懋征畢業(yè)于北師大數學系，后來卻既教數學又教語文，并成長為新中國首批語文特級教師乃至著名的教育家，這讓劉永讓十分欽佩，“因為我一參加工作就和霍懋征認識，又有幾年的同事關系，所以我們之間的關系特別好，這種友誼一直延續(xù)了下來?！?/p>

　　這期間，霍懋征曾多次跟劉永讓提到，成人用的字典不是很適合孩子，應該編一本適合小學生用的字典。沒想到，這樣的想法時隔幾十年后，居然變成了現(xiàn)實。

　　當劉永讓進入人教社時，這里正在編纂新中國第一部面向大眾的白話語文工具書《新華字典》。1953年，首版《新華字典》在人教社正式出版了，后從第三版開始轉由商務印書館繼續(xù)修訂、出版，迄今已有60年。

　　從1953年到1966年，劉永讓在人教社主要從事小學語文教材編寫工作，老社長葉圣陶會時常要求編輯們到他的辦公室來，由北京出生、普通話標準的劉永讓來朗讀每一篇課文文本，之后一字一句地共同修改，“他常說，要念起來上口、聽起來悅耳才算好文章。”在老社長的言傳身教下，人教社編輯都習慣近乎苛刻地細究教材中每一個字詞，這種嚴謹的工作作風也影響了劉永讓一生。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劉永讓下放到了貴州大學附中，她的愛人程名榮則去了貴州大學化學系教書。整個人教社的編輯隊伍陸續(xù)被解散了。

　　一晃10年過去，1977年劉永讓和愛人回到了北京。人教社各編輯室的編輯們也陸續(xù)回來了。百廢待興，剛剛恢復不久的人教社全力以赴編寫全國通用的中小學各科教材，劉永讓也投身其中。這時候，她壓根兒沒有想到不久之后自己就要和辭書結緣了。

　　1979年6月，在全國政協(xié)五屆二次會議上，全國政協(xié)委員、時任北京市第二實驗小學副校長的霍懋征聯(lián)合部分政協(xié)委員提出提案，鄭重建議編寫一本適合小學生使用的字典。劉永讓回憶說，對于這個提案，她一點也不意外，“有時開會我和霍懋征見面，她總會提到學生們不會寫作文。還舉例子，有學生描寫長城就只會寫‘長城啊長城，真是長，真是太長了！’詞匯單調、貧乏。她說，如果有一部真正適合孩子們用的字典就好了，他們可以通過查字典來豐富字詞?！倍诋敃r的辭書市場上，人們能看到的只有《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社會通用工具書，品種少得可憐，更別說專為孩子們編的字典了。

　　全國政協(xié)很快把這個提案轉交給了教育部。教育部最終委托人教社承擔這項編寫小學生字典的任務。接到任務后，人教社領導很快決定成立“小學生字典編寫組”，并迅速調集人馬。社長兼總編輯葉立群直接領導并任主編，同時成立了編委會，制訂字典的編輯方針、原則、規(guī)劃等，編委會由當時主管各個學科的副總編和一些科室主任組成，包括劉國正、劉默耕、陳俠、陳爾壽、張志公、蘇壽桐等各學科的知名專家。

　　“當時我們小學語文編輯室主任袁微子正在外地出差，他接到領導電話，說要調我和劉詩圣去編寫小學生字典”，劉永讓回憶說。除了她和劉詩圣，還有黃秀芬和張淑田，這4人成為主要編纂人員。此外，社里還從數學、歷史、地理等各學科編輯室挑選了一些兼職編輯。同時從外地借調了一部分編寫人員，從而使編寫工作有人員上的充分保障。作為主要編纂人員，劉永讓也是《新編小學生字典》第1版和第2版的唯一責任編輯。

　　考證歷史的珍貴資料

　　葉圣陶對辭書工作一直很重視，《新華字典》就是他提出來要編并擔任審訂的，當他知道人教社準備編寫一本小學生字典時非常高興，還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聽說劉永讓要參與編寫小學生字典了，霍懋征特別高興，“她專門打過電話來跟我說，早就應該做這項工作了，還特別囑咐我，以后評職稱的時候一定要把這件事寫上，因為功不可沒，后來她還真的專門為我寫了推薦信”。

　　在字典編寫工作正式啟動前，字典編寫組需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從1980年5月開始，編寫組成員先后訪問了社內外的許多老專家，包括葉圣陶、隋樹森、蔣仲仁等，就如何編寫適合小學生用的字典向他們請教，“葉老對辭書工作一直很重視，《新華字典》就是他提出來要編并擔任審訂的，現(xiàn)在知道我們準備編寫一本小學生字典，他非常高興，還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此外，編寫組還走訪大量學校，召集小學語文教育專家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小學語文教師開座談會，聽取大家的意見和建議。編寫稿完成后，相關學科帶頭人參加審訂，最后由著名學者蔣仲仁、張中行和隋樹森嚴格把關。

　　劉永讓有寫日記的習慣，關于編纂小學生字典的日記就有厚厚的一大摞。翻閱這些日記，可以看到日記總是用工工整整的小字，清晰地記錄著每天的工作進展情況和工作安排。而交流中每每遇到一些細節(jié)問題時，劉永讓就會拿出當年的那段日記，幫助她來回憶。這些看似流水賬般的記錄，今天已然變成了考證歷史的珍貴資料。

　　編寫字典的“笨”辦法

　　當時沒有電腦，所以只能用“笨”辦法來選字，主要以小學語文教材為主，兼顧小學數學、常識、歷史、地理等教材，并對發(fā)行量較大的《中國少年報》等兒童讀物的用字情況作了統(tǒng)計。

　　劉永讓回憶，當時沒有電腦，所以大家只能用“笨”辦法來選字，就是以小學語文教材為主，兼顧小學數學、常識、歷史、地理等教材，將其中的常用字挑選出來，并對發(fā)行量較大的《中國少年報》等兒童讀物的用字情況作了統(tǒng)計，從中篩選出了編寫小學生字典所需要的字頭和詞目。在此基礎上，研究確定了編寫體例和注釋方法，寫出注釋樣稿，同時提出編寫過程中需要研究的問題。在此基礎上，廣泛征求社內外專家和教師的意見，又對注釋樣稿進行了多次反復的修改，最后才定稿。

　　劉永讓說，與《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等成人字典相比，《新編小學生字典》除了選字不同以外，所有的注釋根據小學生的心理生理特點和認知能力，逐字進行仔細推敲，在編寫體例方面也作了許多創(chuàng)新性的改革。比如，為了幫助學生認清字形，每個字頭后面都注明了部首和筆畫；有的難寫的筆畫或者結構復雜的字，還會注明“筆順”；對于學生容易讀錯寫錯的字，則通過辨析、比一比等方法，幫助學生進行對比。每個義項除釋義外，還會舉出例句，內容也盡量聯(lián)系學生實際。

　　例如，孩子們很容易混淆的“拔”和“撥”，會在“比一比”中注明：拔（右邊是“友”：拔草、選拔），撥（右邊是“發(fā)”：撥款、撥電話）；對于“夸耀”和“夸獎”，“發(fā)奮”和“發(fā)憤”，“會合”和“匯合”等詞匯，都有專門的對比注釋。為了豐富學生的詞匯，字頭釋義后還列出了由該字頭構成的詞語，包括字頭在前和字頭在后的詞語。而所有這些有針對性的編寫，在《新華字典》《現(xiàn)代漢語詞典》里都是找不到的。

　　為了增加學生的閱讀興趣，編寫組還決定為這本小字典配上豐富的照片和手繪插圖，插圖內容有跟字頭或詞目相關的一些動物、植物、歷史古跡、珍貴文物等。在第1版字典中，直接參與手繪插圖設計的就有繪圖科的5位同志，包括李惠喬、蔣德舜等，整個字典的照片和插圖達到幾百幅。

　　對于這本小字典是否首版要印成彩色版，當時有不同的意見，“一方面，我們希望能給孩子們編一本好看的字典；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慮成本問題”，最終，大家還是決定出彩色版，32開，定價6．30元。后來又出了32開的黑白版和64開的小版本字典，以滿足不同人群的需要。

　　榮譽和收獲

　　《新編小學生字典》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引起國際出版界的關注。新加坡聯(lián)邦出版社經人教社授權，把這本字典改編成了《時代學生辭典》，在新加坡出版；馬來西亞上海書局又根據這本字典，改編成《新編小學生詞典》重新出版。

　　《新編小學生字典》從1980年5月開始著手編寫，到1983年1月付印，前后歷經數年。其中的甘苦只有編寫人員才能體會到。字典問世后，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和讀者的歡迎。在劉永讓的日記本里，詳細記錄了當年《人民政協(xié)報》曾發(fā)表的相關文章及其短評，稱贊這本字典是一本知識面廣、字詞例多、圖文并茂、簡明易懂的好字典。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以及《中國教育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媒體，也都作了相關報道。

　　1987年6月23日，全國優(yōu)秀暢銷書評選和頒獎大會在北京舉行，時任國家領導人胡喬木等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并發(fā)表講話。122家出版社的129種圖書入選，人教社編寫出版的《新編小學生字典》名列其中，成為文化教育類25種獲獎圖書之一。

　　《新編小學生字典》不僅在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也引起國際出版界的關注。新加坡聯(lián)邦出版社經人教社授權，把這本字典改編成了《時代學生辭典》，在新加坡出版；馬來西亞上海書局又根據這本字典，改編成《新編小學生詞典》重新出版。香港朗文出版亞洲有限公司也因看好這本字典，邀請人教社與其合作編寫了厚厚一大本的《朗文中文高級新詞典》，該詞典已于1996年在香港出版，頗受讀者歡迎。

　　1990年，《新編小學生字典》作了一次小的修訂。1994年，又對字典作了一次較大的修訂，此即1999年增訂本，為第3版。2006年9月，第4版修訂工作啟動，2010年3月，第4版出版。

　　回首《新編小學生字典》從編纂到問世以來的30多年，最讓劉永讓感慨的是，編寫字典是一項特別耗時和費力的工作，“除了需要知識面廣，還要有高度的責任感”，工作中不能有一點點馬虎，而對于字典中可能出現(xiàn)的錯誤，她的態(tài)度則是“零”容忍。她最后開玩笑地說道，如果要想“懲罰”一個人，就讓他編字典去吧！

上世紀50年代人教社職工參加教育部組織的文藝匯演。圖中一排左一為劉永讓，左六為霍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