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俗文學研究，是新文化運動中興起的一個新學科。清末甘肅敦煌莫高窟石室中出土了大量俗文學文獻，其中藏經(jīng)室所藏有大量的手抄寫卷，涉及唐代通俗小說、通俗詩歌、說唱文學、俗曲等，以此豐富了我國古代文學史研究的文獻史料，也促進了“俗文學”的創(chuàng)立。北大“歌謠征集處”以及以后的“歌謠研究會”開創(chuàng)了對民間歌謠的收集和研究，王國維和魯迅先生則開拓了戲曲史小說史研究領域。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鄭振鐸先生提出“俗文學”的概念，并劃分了中國古代俗文學范圍，建立了中國俗文學理論體系，并經(jīng)過多方努力與理論成果積累而確立了中國俗文學學科，這種研究對沖破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格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敦煌文獻在其俗文學研究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發(fā)現(xiàn)了大量的經(jīng)卷，經(jīng)史子集的書籍，民間詞曲、變文、辭賦、話本、字畫等等。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馬克·奧利爾·斯坦因發(fā)現(xiàn)了敦煌千佛洞石室中的藏書庫，尤其寫本、紙畫、絹畫等，由此之后沉睡的珍貴文物震驚了學術界，是人類文化史上的重大發(fā)現(xiàn)，全世界范圍內興起了“敦煌學”的研究熱點。而敦煌寫本中的俗文學作品與相關文獻收集整理研究成果，為鄭振鐸俗文學研究提供了豐厚而堅實的理論支撐和研究對象，更為鄭振鐸創(chuàng)立中國俗文學研究學科間接地提供可能。同時，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也為中國俗文學的研究拓寬了領域，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學的體系結構做出建樹性貢獻。比如，敦煌俗文學文獻的出現(xiàn)很好地為諸宮調、話本、寶卷、彈詞等新興說唱文學文體找到了理論來源；再如，隋唐五代以來的俗文學作品保存下來的極少，記錄也多零散和殘缺不全，敦煌遺書的出現(xiàn)，也增加了許多這方面的原始材料。正如鄭振鐸所說，“敦煌文庫的被打開，使我們有機會得以讀到許多從來不知道的許多唐代的俗文學的重要作品。”

　　1929年，鄭振鐸利用早期的敦煌文獻輯軼和時賢的研究成果，在《小說月報》第20卷第3期發(fā)表《敦煌俗文學》，這是在中國第一篇完整地介紹敦煌俗文學文獻的文章，有很大的學術開創(chuàng)意義，正是這篇文章的刊發(fā)奠定了敦煌俗文學在學術領域中的理論地位，也正是這篇文章預示了鄭振鐸先生在俗文學研究領域的領軍地位。他第一次把在敦煌石窟發(fā)現(xiàn)的各種通俗文學統(tǒng)稱為“俗文學”，并對“敦煌俗文學”的范圍和內涵做出了界定與基本介紹，為通俗說唱故事和通俗歌曲兩個方面。鄭振鐸先生還認為敦煌俗文學的發(fā)現(xiàn)對于中國文學史具有補充作用，甚至于會引起顛覆性的文化史格局的理論變化。就宗教而論，就歷史而論，就考古學而論，就古書的?？倍?，這個寫本的寶庫各有他的重要的供獻，而就文學而論，則其價值似乎更大。第一，他使我們知道許多已佚的杰作，如韋莊的《秦婦吟》、王梵志的詩集之類；第二，他將中古文學的一個絕大的秘密對我們公開了，他告訴我們小說，彈詞，寶卷以及好些民間小曲的來源。鄭振鐸的這段論述充分注意到了敦煌俗文學文獻在考古學、?？睂W、文學史等都具有很大意義，不但保存了珍貴的民間文學文獻，還為許多文學樣式溯源提供佐證，為真實的中國古代文學提供依據(jù)，是體現(xiàn)了其文學傳承性和文化積淀性，也奠定了敦煌文學在俗文學史和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193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國俗文學史》，這是俗文學研究的開創(chuàng)之作，具有學術史的奠基意義。而他所提出的“俗文學”，就是“通俗的文學、民間的文學、大眾的文學”，非常具有時代前瞻性，而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俗文學發(fā)展史專著，其中利用了大量鄭振鐸對敦煌文獻的實地考察、私人藏書資源以及遠赴巴黎圖書館、倫敦不列顛圖書館、俄羅斯冬宮圖書館等整理出的大量敦煌文獻與收藏目錄，以此來引證“唐代的民間歌賦”、“俗文與變文”、“變文的出現(xiàn)”、“鼓子詞與諸宮調”、“寶卷”、“彈詞”等俗文學理論知識，以此部專著為始還確立了有開創(chuàng)性意義的中國俗文學的研究學科。1936年，鄭振鐸先生主編的《世界文庫》也把許多敦煌俗文學文獻收錄其中，例如《王梵志詩》《云謠集雜曲子》《八相變文》《目連變文》《維摩詰變文》《王昭君變文》《舜子于孝變文》等，表現(xiàn)了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以及俗文學理論思想被認可的現(xiàn)象。

　　在這之后，鄭先生還試著寫一部可以反映中國文學最真實情況的文學史，也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中世卷第三編第一冊，其中第三編第三章便為《敦煌的俗文學》，對敦煌俗文學的價值、分類、體制、時代、作者等都有真知灼見的論述?？梢?，他對以敦煌俗文學文獻的關注是十分多的，自上世紀20年代起便成為鄭振鐸先生學術觀照的重點。例如，敦煌抄本中的“變文”與“俗文”本身具有很大的藝術價值，對后世寶卷、彈詞、小說、戲曲等文體的源流考證提供顛覆性的理論依據(jù)，具有震驚國內外學術界的影響力。再如，敦煌發(fā)現(xiàn)的文獻《唐太宗入冥記》與《秋胡小說》，可以證明中國最早的語體文小說并不是當時學界普遍認為的源于元宋，可能最晚在五代之前。因為敦煌文獻《唐太宗入冥記》上有記載“天復六年（公元九〇六年）丙寅歲閏十二月二十六日”，可推斷出此本產(chǎn)生的時間一定小于“天復六年”。在《中國文學史》中單獨列一節(jié)“敦煌的俗文學”，并進行分門別類的簡述，代表性地突出了俗文學文獻新發(fā)現(xiàn)的文學史地位，以此中國古代俗文學也為沖破中國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格局，有了文獻史料的例證與理論可行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