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樸老，這使我想起我自己與樸老相關(guān)的幾件事。事情不大，但我始終記在心里。

　　我跟樸老見過幾面，不算多。那還是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最初是在會上。樸老在會上是主要人物，跟他說話的人多，我是晚輩，沒敢湊上前去，直接跟他說話。真正有機會談話，是后來的一次，說起來是一個偶然的緣分。

　　1992年9月9日，我從北京到蘭州參加一個與絲綢之路相關(guān)的學術(shù)會議和考察活動。我到蘭州的飛機下午起飛，到了機場，得到通知，航班換了，臨時換成另一架飛機，原來是直飛，改為先在銀川停一下。

　　在首都機場上了飛機，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沒覺得有什么異常。中間偶然一次轉(zhuǎn)身，我驚奇地發(fā)現(xiàn)，坐在我后面的，竟然是樸老！這事到現(xiàn)在我都沒弄明白，樸老當時已經(jīng)是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這么高的位置，怎么會跟我一樣，坐這樣的飛機？還是普通艙。在飛機里，我簡單地向樸老示意了一下。

　　飛機是中國自己造的運七，螺旋槳，飛機不大，卻噪音很大。飛機先到銀川，需要在銀川機場等候。那時的銀川機場不大，有沒有貴賓室不知道?；蛟S有，樸老沒有去，或許是沒有?？傊?，樸老跟我們普通乘客一樣，也在一間并不是很大的候機室里等候，于是我就有機會真正跟樸老坐在一起，旁邊還有陳阿姨。

　　樸老開會多，我一個無名小輩，此前只是在會上見過樸老，樸老其實不認識我。我說：“樸老，我認識您，是在開會的時候?！睒憷蠁栁业拿帧Ｎ艺f叫王邦維。樸老笑了笑，說了一句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是《詩經(jīng)·大雅》的《文王》篇中的詩句，雖然我知道，但我自己從來沒有把我的名字跟這句話聯(lián)系起來。樸老不經(jīng)意間就把我的名字嵌進了這句話里，真是文思敏捷。

　　我們等候轉(zhuǎn)機，前后大概有四十來分鐘的時間，這中間樸老跟我隨意而談，講了不少的話。樸老非常和藹，不時微笑。跟他談話，用一句老話形容，真是如沐春風。樸老講，他也是去參加這次活動。我手邊有一張?zhí)m州會議以及相關(guān)活動的安排表，我請樸老在上面簽寫了他的名字。

　　再有一件事，也讓我想到樸老。

　　1995年，我把一些文章集合在一起，要在重慶出版社出一本書，書名是《唐高僧已經(jīng)生平及其著作論考》。出版社的編輯希望請樸老題寫書名。他們認為，這本書的內(nèi)容，與佛教有關(guān)，如果能請樸老題寫一個書名，那是再合適，再好不過了。

　　這樣的愿望，當然很好，我自己也很希望。但行還是不行，我怎么去找樸老？我也沒有機會直接去求樸老，即使是借開會的機會，會不會太唐突？這些考慮，都讓我有些猶豫。想來想去，最后我還是找到我熟識，也很尊敬的周紹良先生，請他跟樸老講。

　　紹良先生很爽快，一下就答應了。沒想到樸老也很爽快，紹良先生跟我講，他見到樸老，跟樸老一說，樸老馬上拿出紙筆，立即就寫了。紹良先生很快轉(zhuǎn)交給了我，還告訴了我他當時找樸老的情形。這件事，讓我至今對樸老感念不已。

　　樸老是中國佛教一個時代的領(lǐng)袖人物。從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起，樸老就獻身于中國的佛教事業(yè)，同時也參加救亡運動和國家的文化建設活動。他為當代中國佛教的發(fā)展，包括佛教的信仰、道風、組織、僧伽、人才培養(yǎng)、佛教文化研究等方面都有杰出的、不可替代的貢獻。

　　樸老為佛教做的事真是很多很多，所有這些，不是幾句話可以講周全的。與我自己的專業(yè)相關(guān)，我只能就佛教文化研究這方面的情況談一下我的一點看法，仍然以自己知道的事為例。

　　首先是樸老提出的“佛教是文化”的說法。佛教逐步開始復興后，首先一點，是不僅得到政府的認可，也希望得到多數(shù)民眾的理解。

　　對于這一點，樸老在不止一個地方，有過不止一次的論述。其中一次是這樣講的：“佛教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部分。人類文化發(fā)展是一個連續(xù)不斷的過程，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文化不可能完全割斷。我們要吸取傳統(tǒng)文化中一切有價值的精華來充實、發(fā)展社會主義的民族文化。我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應包括佛教文化在內(nèi)。” 

　　樸老的這些話，我以為極具智慧，極有遠見卓識，短短幾句話，既講到了佛教和佛教文化，也講到了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把題目與人類文化的發(fā)展聯(lián)系在了一起。

　　我們這一代人，從小接受的就是“宗教騙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這樣的教育。宗教，其中當然包括佛教都不是好東西。這樣的說法，就我個人來講，這樣的話，這是不是完全對呢。真正有所懷疑，想法有所轉(zhuǎn)變，是在八十年代的后期，讀了更多的書，經(jīng)過了更多的折騰，明白了更多的事。

　　總之，記憶中，樸老在八十年代提出“佛教是文化”的說法，我以為非常有智慧，契理契機，為佛教發(fā)聲，為佛教做主，在當時有很大的影響。

　　我自己對佛教的認識，一定程度上也是從這一點開始的。我的理解，佛教是文化，同時也不僅僅是文化。強調(diào)佛教的文化屬性，并沒有淡化我們所說的宗教的屬性。所有的宗教，都可以說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宗教當然有自己的特點和特性，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認識，去研究，去討論。這是不是也算是一種“正見”呢？

　　樸老愿意為我的書題寫書名，原因之一，我想也是出于他對佛教文化研究的鼓勵和支持。

　　再一件事與佛教教育有關(guān)。

　　我在北京大學工作。印象中好像是1992年春天的一天，北京大學的季羨林先生跟我講，有幾位在斯里蘭卡留學的五位比丘明天要來見他。季先生讓我跟他一起，與這幾位比丘見面。我那時剛回國不久，我的工作分兩部分：一是上課，一是做研究。我是季先生的學生，但這個時候我已經(jīng)是教員，與季先生在一個教研室，季先生有什么事，常常叫上我。

　　見面的時間是上午還是下午我記不住了，但地點我記得很清楚，是在北京大學外文樓二樓的206會議室。東語系開會，常常在這里，隔壁就是季先生自己的辦公室。

　　那天來的人，還有李家振先生。五位年輕比丘是學愚、凈因、廣欣、圓慈和建華。他們1986年由中國佛協(xié)派到了斯里蘭卡，學習佛教，尤其是學習巴利語。做出這個決定，前期的對外聯(lián)系，安排這五位比丘去斯里蘭卡，據(jù)說都是樸老。

　　今天的中國人，出國學習，不足為奇。但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出國的機會很有限，能夠出國學習的人不多。僧人出國，限制更多，更是稀罕。對于佛教而言，這在當時，或許就是零的突破。這樣的突破，在當時，恐怕只有樸老能嘗試，能做到。

　　大家坐下來后，記得是李家振先生先說話。李家振學生講，中國佛協(xié)派出的五位比丘，正在斯里蘭卡學習，那邊要求在中國國內(nèi)也最好要有導師，對學習做一些指導。樸老指示，兩位中國導師，一位請季羨林先生擔任，另一位請人民大學的方立天先生。那天五位比丘來，是來拜師，也是請教季先生在學習上有些什么建議。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五位年輕比丘。后來我知道，他們在斯里蘭卡學習了一段時間，獲得碩士學位后，有的去了英國，有的去了美國，繼續(xù)學習，也有的直接回到中國，但都學有所成，最后也都回到了中國，成為了國內(nèi)佛教的中堅力量的一部分，可以說也都是“法門龍象”了吧。

　　今天看來，樸老的這些想法，是要為百廢待興的中國佛教盡快培養(yǎng)出年輕的人才，而且是國際化的人才。對佛教的教育，樸老特別重視，多次強調(diào)。這件事在樸老為佛教做的許多事中，不算最突出的，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樸老為中國佛教的發(fā)展，尤其是教育的用心和所付出的苦心。

　?。ㄗ髡呦当本┐髮W東方學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東方文學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