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貧，我們兄弟姊妹五個，依賴母親十個指頭維持生活的，這樣一來，不但不能再進學校，也不能不解決一家的生活問題了，才跑到上海來幫助蔣觀云先生（他的原名記不起來了，那時他又自號智由；他是蔣尊簋的父親）編輯《選報》。

　　那時（前清光緒二十八年），上海是維新派集中的地方，維新派是和平改革派，戊戌黨人里“碩果僅存”的張元濟先生就在這里，隱然是個龍頭。革命黨呢，露面的只有章炳麟先生。

　　蔣觀云先生是維新派，《選報》不過選取各報里國內(nèi)外的重要消息，加一篇論說批評批評政治，形式還是線裝書。

　　我?guī)椭Y先生編輯。選報，不久，資方的趙祖德先生（他的別字和我相同，都叫彝初。見面，我稱他彝初先生，他叫我彝初兄。后來我改為夷初。）想再辦一個刊物，和我商量，就出了一份《新世界學報》，編輯寫文的是我的老師（陳黻宸先生）和同學（湯、杜），不免要帶點革命思想給讀者了，但是真也‘微乎其微”，因為刊物雖辦在上海的外國租界，但卻要公開行銷到內(nèi)地去，自然不能“暢所欲言”了。

　　這時，正是清朝的政治日見腐敗，英、德、俄、法、日本等帝國主義在中國“為所欲為”的時候。因為庚子以后，清朝的帝、后和“權(quán)貴”都怕他們，正是“唯命是聽”了。

　　但是，知識分子對政治改革的要求，日見加強，革命思想，灌輸?shù)街R青年，也象油在水面擴充不止，因為革命黨在日本出版的鼓吹革命的刊物，在上海固然容易看到，內(nèi)地也秘密輸入的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行動，常常給人們不斷地刺激。庚子年，唐才常弟兄在漢口起事被殺（唐先生弟兄死后，他的家屬住在上海虹口什么路的隆慶里，他的大兒子唐蟒〔圭良）年紀比我小幾歲，我們很要好，一天。他約我和杜士珍同到他家，拜見了他的七十歲的祖父，這位老先生要哭不哭，一種說不出的悲慘樣子，摸著圭良的頭（那時圭良活象一個寺院里的小沙彌）托我們替他照管照管，聲音低得幾乎聽不出（原來，圭良還有九十歲的曾祖母在上頭，唐先生弟兄的死信還瞞著她呢）。）也給大家很大的沖動。在上海的維新派或革命派，除了文字工作以外，遇有外交上的事件發(fā)生，又是一個工作的機會，因為在上海租界上，我們還可以昌言無忌。那時，清朝雖則也有象胡適考據(jù)過的“校事”，卻還不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差了蔡鈞做上海道，叫他來偵探革命黨，結(jié)果，《蘇報》的案子，還碰了一鼻子灰。

　　我這時年紀不到二十歲，遇到法國對龍州、俄國對奉天這些事發(fā)生，張家花園（現(xiàn)在的泰興路南段就是張家花園遺址）開會總?cè)⒓拥摹垏_會照例有章炳麟、吳敬恒、蔡元培的演說，年青的只有馬君武、沈步洲也夾在里面說說。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說，總是大聲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聽見對他的鼓掌聲音以外，一到散會時候，就有許多人象螞蟻附著鹽魚一樣，向他致敬致親，象征了當時對革命的歡迎，正象現(xiàn)在對民主一樣。

　　后來，趙先生又別有企圖，我們師生也各有各事，就散了?！缎率澜鐚W報》也就中止。

　　湯爾和往日本學陸軍去了，奉天事情緊急的時候，留學日本的學生“鼓噪”了，組織義勇隊，要回國來，情愿和俄國開戰(zhàn)，先派了湯爾和、鈕永建回來，向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申說意見，到了保定，見了袁世凱，袁只給他一個電報看，他們的任務就終止了。因為清朝已得了報告，說他們是革命黨，有密令則袁世凱逮捕。當時，我在杭’州，得到消息，爾和已“被殺”了，急忙打電報給杜士珍，叫他來商量，我們怎樣去處理他的后事。又給袁世凱“幕府”里一位魏少棠老先生去信問問情形（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譯小說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爾和的長輩），得他的復信，說沒有這回事。原來，他們想通過魏老先生和袁世凱說話，魏老先生勸他們快離保定罷。

　　我因家庭生活的負擔關(guān)系，往來杭州上海，教書寫文。那時，一位廣東人鄧實先生（別字秋枚），獨自辦了一份期刊。叫做《政藝通報》，約我寫文。后來他更有興趣了，又約我和他的同學黃節(jié)先生（別字晦聞，他們都是康有為的同學簡朝亮的弟子，晦聞后來在北京大學任教授）辦了一份期刊，名目是《國粹學報》。這個刊物有文藝復興的意義，而鼓吹民族主義的革命很賣力氣，居然風行一時，柳亞子、陳佩忍、章炳麟、劉師培都是革命分子（劉師培后來拜了端方的門，并且袁世凱想做皇帝，他竟加入了籌安會），也先后加入寫文。柳亞子、陳佩忍發(fā)起組織南社，做同盟會的外圍，我也加入了。這時，我正學做詩，讀了一本《孫逸仙》，就胡謅一首七律，現(xiàn)在只記得末了兩句是；“一擊滿湖煙雨破，誰家天下舉杯看?！币驗樵诤贾萦挝骱镒龅模跃桶褲M湖兩個字雙關(guān)用了。

　　我是二十歲（前清光緒二十年）結(jié)婚的，那時，膽子卻不算小，自己做了一副新房聯(lián)對，現(xiàn)在也記不起了，末了大概是“卿桴獨立鼓，我揭自由旗’。明年，湯爾和結(jié)婚，我送他一副新房聯(lián)對，記得上聯(lián)的末了是：“快播革命種”，都在杭州裱畫店裱出來，卻沒有遭到危險。因為當時沒有特務。

　　以后，我在杭州、江山、諸暨、廣州做了幾年教員，在江山縣立中學堂，遇到一件有關(guān)革命的案子，原來，江山是浙江邊上的一個縣份，在宋明的時候，文化水準還不錯，到了清朝，乾隆以前，就科舉考試的還不多，據(jù)說是因為“故家遺族”反對清朝的緣故，在《江山縣志》上記載乾隆時候有—位姓鄭的還為“清風不識字，翻我案頭書”兩句詩幾乎滅族。這種歷史的教育，到了這時。還有人接受他。

　　一位毛云鵬先生，是江山數(shù)一數(shù)二的讀書人，他熱心要辦一個縣立中學堂，和知縣李鍾岳商妥，把舊有的“涵香書院’來改造一下，這樣，就得罪了地方上舊派里靠書院膏火（就是現(xiàn)在的獎金）補助生活的人。毛先生是有革命思想的，他在省城里買了些清朝皇太后那拉氏（就是西太后）皇帝載湉和什么什么妃子的相片回去，他偶爾在那拉氏的相片上寫了《西廂記》里一句：“我見了也消魂”，給他們設法拿走了，就告到縣里，說毛先生是革命黨，在皇太后相片上寫這樣的東西，便是“大逆不道”。

　　知縣李鍾岳是山東人，是個“忠厚長者”，做官也還不差。（前清經(jīng)義和團運動失敗后，各國的“傳教士”在地方上真正“橫行”極了。江山縣前任知縣龔廷玉吃過教士和教民許多苦頭，他卻對付得“奉命惟謹”。李鍾岳到任，當然先向他“請教”一番，他說：“這里人民很好，只是教士、教民不可放縱。”李鏡岳當他說的是好話，頭一件辦的案子，便是教民控告平民，李鍾岳毫不“徇情”，辦了教民一個罪，教士去說情，也不理會，因此他們倒不敢胡來了。其實龔廷玉倒是“不懷好意”的。）他曉得這里面的緣故，但是，案子太大了，他不容易明白地幫助毛先生，況且他的頂頭上司衢州府知府是個滿洲人，更使他棘手了。他趕忙設法把對方緩住，而對方還威脅他說：“知縣辦不了，我們上府里去告。”

　　毛先生自然也沒有辦法，因為憑據(jù)落在他們手里。那時，我替他寫了辯文，只說皇太后皇帝的“御容”，并沒有明令頒發(fā)出來，民間無從得著。這固然不夠替他解釋，但也有點道理。我又和本地人兩位同事，在夜里跑去訪李知縣，給他說利害，如果這事不能消弭，你的“處分”也不小。第二夜他來回訪我們，他說：“請你們告訴毛先生家里，我決要把這件事情消弭掉，叫毛先生暫時避開一下，我就要上府里去，祝道臺的壽，道臺是我的同鄉(xiāng)，我和他的少爺又要好，必定想個辦法。”后來，果然叫毛先生出了一百擔谷，就了事了。

　　有了這件事情，毛先生自然不能再辦學校了，我也回了杭州，下半年去廣州，這是前清光緒三十二年的事，這時我二十二歲。

　　我到了廣州，先在兩廣師范館，后到兩廣方言學堂，都是教書。方言學堂的學生，有許多加入同盟會的，如朱執(zhí)信、林云陔自較知名，卻有一個怪人，他并沒在方言學堂畢業(yè)，中途就去了，這人姓廖、名容，惠州人。他離開了學堂，去加入“洪門”，辛亥革命時候，他在王和順部下，后來王和順做了惠州鎮(zhèn)守使，他當了袁世凱總統(tǒng)府顧問，他卻是有懷抱的。且等后邊再講。

（責任編輯：夏傳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