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研究歷史的人說我國的傳統(tǒng)政治是“中國式的民主”，他們的論據(jù)是：我國的傳統(tǒng)，政府中的官吏完全來自民間，既經(jīng)過公開的考試，又把額數(shù)分配到全國各地，并且按一定年月，使新分子陸續(xù)參加進來，由此可見我國政府早已全部由民眾組成了。 

　　“民主”這個詞兒來自西方，不是我國所固有，咱們也不必考據(jù)這個詞兒的語源，大家心目中自然有個大致共通的概念?？傊?，咱們決不把通過考試的辦法選出一批人來做官叫做民主，就像咱們決不把一家老板店，因為他選用了張三李四等人做伙計，就認(rèn)它是公司組織。在傳統(tǒng)政治上，做官只是當(dāng)伙計?；镉嬛嫌袀€老板在，就是皇帝。漢唐盛世也罷，叔季衰世也罷，皇帝總是“家天下”的。他行仁政，無非像聰明的畜牧家一樣，給牛羊吃得好些，好多擠些奶汁。他行暴政，也只是像敗家子的行徑，只顧一時的縱欲快意，不惜把自己的家業(yè)盡量糟蹋，結(jié)果至于家破人亡?；实鄱堋肮煜隆保驹诿癖姷牧?，為民眾的全體利益著想，那是不能想象的事。如今咱們心目中的民主卻是真正的“公天下”，全體民眾個個是老板，成個公司組織，決不要一個人當(dāng)老板，由一批伙計來幫他開店。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也知道，要是把我國的傳統(tǒng)政治認(rèn)為咱們心目中的民主，那未免歪曲得過了分，自己也不好意思，因此只得勉勉強強加上“中國式的”四個字，以便含混過去。至于他們?yōu)槭裁匆@么說，說得委婉些，可以借用《莊子》里所說的，“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得直捷些，就是他們想做官，為了想做官，寧可違犯幾個月以前發(fā)布的《審查圖書雜志條例》中“不得歪曲歷史事實”的條款。 

　　放過那些研究歷史的人不談，且來談?wù)勛龉?。自古以來，做官好像是知識分子的專業(yè)，固然很有些官兒并不是知識分子出身，但是知識分子的共同目標(biāo)就是做官卻是事實。換句話說，就是要找個老板，當(dāng)他的伙計，幫他的忙?！翱鬃尤聼o君則皇皇如也”，你看他找老板的心情何等迫切。像孔子那樣的人物，雖然時代不同，不會有現(xiàn)代人心目中的民主觀念，可是由于他的仁心，不能不說他心在斯民。然而他如果真?zhèn)€找到了個信用他的老板，就不能不處于伙計的地位，為老板的利益打算，至少不得損害老板的利益。而那老板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是先天矛盾的，那老板是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的。所以“致君堯舜上”只成為自來抱著好心腸的知識分子的夢想。堯舜當(dāng)時是否顧到民眾的全體利益，史無明文。咱們只知道一般歷史家的看法，堯舜而后再沒有比得上堯舜的皇帝。夢想不得實現(xiàn)，于是來了“不遇”的嘆息，來了“用舍行藏”的人生哲學(xué)。這是說，沒有老板用我，我找不到個合式的老板，我就不預(yù)備當(dāng)伙計就是了。那當(dāng)然與老板毫無關(guān)系，他只是我行我素，照樣以侵害民眾的利益為利益。 

　　做官也著實不容易。做官做到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總算到了頂兒尖兒了。而且，在前面所說那些研究歷史的人看來，宰相制度是“中國式的民主”的最好表現(xiàn)。他們說在明朝以前，宰相是政府的領(lǐng)袖，皇帝的詔命非經(jīng)宰相副署，不生效力，于此可見皇帝并不能專制。然而，單看漢朝一代，丞相因為得罪而罷黜的，被殺的，自殺的，就有不少。皇帝這個老板是很難侍候的，規(guī)諫他過了分，逢迎他不到家，都有吃官司的可能。俗語說“伴君如伴虎”，實在不算過分。所以二疏勇于早退，傳為千古美談。某人終身不仕，值得寫在傳記里，好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這不是說他們看透了皇帝的利益與民眾的利益矛盾，故而不屑當(dāng)皇帝的伙計，去侵害民眾的利益，只是說他們比一般知識分子乖覺些，能夠早早脫離危險，或者根本就不去接近危險罷了。一些高蹈的詩歌文章大抵是從這樣來的。元朝人寫些曲子，極大一部分表示看輕利祿的思想，骨子里只是說明了在異族入侵的時代，皇帝的伙計更不容易當(dāng)，或者你想當(dāng)也當(dāng)不上。 

　　知識分子似乎沒有做皇帝的。歷代打天下的與篡位的，都不是知識分子。這因為知識分子沒有實力，他注定是個伙計的身份。既然注定當(dāng)伙計，即使他胞與為懷，立志要為民眾的全體利益打算，碰到老板這一關(guān)，就只好完全打消。張橫渠的“四句教”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世開太平，”可以說是志大言大了。前三句不去管它，單看第四句，他說要為萬世開太平。什么叫太平？依咱們想來，該是指民眾都得享受好的生活而言。民眾不是空空洞洞的一個概念，是張三李四等無數(shù)具體的人。好的生活不是空口說白話，是物質(zhì)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確確實實夠得上標(biāo)準(zhǔn)。試想，張三李四等無數(shù)具體的人的物質(zhì)上以及精神上的享受都要確確實實夠得上標(biāo)準(zhǔn)，這樣的太平是皇帝和他的伙計們所能容許的嗎？這樣的太平真?zhèn)€“開”了出來的時候，還有皇帝和他的伙計們存在的余地嗎？所以“四句教”只能在理學(xué)家的口頭談?wù)f，心頭念誦，而太平始終開不出來，歷代的民眾始終在苦難中過活。 

　　能夠幫助皇帝的是好伙計?；实垡_道幫他開道，要聚斂幫他聚斂，要提倡文術(shù)就吟詩作賦，研經(jīng)治史，要以孝治天下就力說孝怎樣怎樣有道理，這些人所得的品評雖然未必全好，可是在當(dāng)時總可以致身顯貴，不愁沒有好的享受。然而與民眾的全體利益都沒有什么關(guān)系，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從民眾的全體利益出發(fā)，他們只是幫了皇帝的忙。你看，司馬光編了一部史書，宋神宗賜名《資治通鑒》，“資治”，不是說這是皇帝的參考書嗎？司馬光當(dāng)然是個好伙計。還有王安石，他的新政沒有能夠推行。而今人卻認(rèn)他為大政治家?，F(xiàn)在不問他是不是大政治家，單問他計劃他的新政，到底為宋室打算，還是為民眾的全體利益打算？想來也只能說他是宋神宗的一個好伙計，而不是代表什么民眾的利益的吧。你要做官，不論做得好做得壞，只能站在皇帝的一邊。站在皇帝的一邊，自然不能同時站在民眾的一邊。武斷一點說，我國歷史上就不曾有過站在民眾一邊的官。 

　　用考試的辦法選出一批人來做官，當(dāng)皇帝的伙計，就說這是民主，那是小孩兒也騙不動的。不料偏有人要想騙這么一騙，真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時代過去了，皇帝沒有了，國家的名號也換過，改稱民國了，可是看看教育界的精神，還是在那里養(yǎng)成一批伙計，看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還是一副伙計的嘴臉。這倒不是民主能不能實現(xiàn)，民眾能不能做成老板的問題。到機緣成熟的時候，就會來這么一個激變，那時候，該實現(xiàn)的實現(xiàn)了。要做成的做成了，只有知識分子守著傳統(tǒng)的伙計精神，以不變應(yīng)萬變，卻是絕對沒有安身立命的余地的。 

　　原裝《抗戰(zhàn)文藝》第九卷第五－六期合刊（1944年12月），收入《葉圣陶散文甲集》時有修改。

（責(zé)任編輯：張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