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這樣的生活里，自然痛苦極了。當(dāng)他第一次被軟禁在南下洼龍泉寺的時候，已經(jīng)絕過一次食，我和黃節(jié)先生都寫信給袁世凱的政治會議議長李經(jīng)羲，請他向袁世凱說話，恢復(fù)他的自由，才由龍泉寺遷移過來，這時他又來這一套了。他絕食的第二日，我才得了信息，一清早由西南城趕到東北城，進(jìn)了他的臥房，三條棉被裹了他的身體睡著。這是冬天不消說了，北方大家小戶，都生火了，他住的房子又高又大，可是連一個白爐子也沒有，因為他防袁世凱又用煤氣熏死他。因此，我連一件敝裘大衣，也不敢脫，只是身上感覺沉重，兩只腳幾乎沒感覺了，只好在他房里不停的兜圈子，一面走，一面向他種種譬解。他是九流三教無所不通的，尋常言語，休想打動他，幸而我還有幾套，忽然談孔孟，忽然談老莊，忽然談佛學(xué)，忽然談理學(xué)；談到理學(xué)，他倒感覺興趣，原來他對這門，以往還缺少深刻的研究，這時他正在用功，所以談上勁了。但是說到本題——勸他復(fù)食，他就另來一套。他說：“全生為上，迫生為下，迫生不如死?！边@是《呂氏春秋》里話，他用來說明他絕食的理由，我又用別種話支吾了他，一直說到下午八時，他的精神倒越興奮了，我的肚子里卻咕嚕咕嚕地叫了。我看準(zhǔn)了他不至于堅持了，便告訴他我受不住了，要他陪我吃點東西，他居然答應(yīng)了。我便做起主人來，叫那位聽差兼司廚的進(jìn)來。好在他本來有偵探的職務(wù)的，一晌在房門外伺候著，這天他們這些特務(wù)個個心驚肉跳，為了要擔(dān)責(zé)任哩，所以我剛開口，門簾就打起來了。我吩咐他做兩碗雞子兒來，因為飯是趕不及辦了，也防章先生餓的時候多了怕不方便。一忽兒兩碗雞子兒搞到他床邊，我先遞一碗給他，他一口一個，不消一分時便落肚了。我再遞那一碗預(yù)備我吃的給他，他也不推辭，照樣落肚了。我算完了今日的任務(wù)，便叫那位聽差兼司廚的給他洗面，又吩咐他們好好伺候，就離開了他。走近大門，那幾位特務(wù)都排著向我恭恭敬敬地說一聲謝謝。有一位徐一士先生根據(jù)錢玄同先生的說話，記這件事，實在有點不對。我也不用多辯，只把我身經(jīng)的情形寫在這里。

　　此后我更不斷地去安慰他，并且去訪一位吳炳湘的老鄉(xiāng)、參政院參政、桐城派古文名家馬其昶先生，想他能夠和吳炳湘說幾句話，卻好馬先生正要把他的著作《毛詩考》，托我請章先生批評，我就給他介紹和章先生見面，以后他的“門禁”果然松了許多。

　　這年寒假將近，我和湯爾和、邵裴子都不愿在袁皇帝“輦轂之下”混事，趕在他“登極”以前，我辭了北大和醫(yī)專的教員，湯爾和辭了醫(yī)專校長，邵裴子辭了財政部的主事，都離了北京。那時北京和上海的某報把我們辭職離京，當(dāng)做特別的事情登了出來，我們本來都是光蛋，無鄉(xiāng)可歸，這樣一來，只好借光上海的租界了。我住在卡德路祥福里，恰巧對門往的是我的破蒙老師王解元的姊夫楊霞丞先生（楊先生在辛亥年做云南提法使；云南光復(fù)的前一日，總督李經(jīng)羲叫他進(jìn)衙門去，對他說：“吾輩在位，事急惟有一死。”一忽兒李夫人著人把李經(jīng)羲叫了進(jìn)去，好久不出來，后來聽差的出來說：“請楊大人回去吧，我家大人出城去了?！睏钕壬氐阶约旱难瞄T，家口已不知去向，這是楊先生親口告訴的），因此，曉得王老師也在上海，還住在相近的善昌里，二十多年不見的師生竟得見面了。